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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九一三是一次大挫折，毛精心安排的人事布局被打碎。在九大确定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6人或死或关，并涉及到更多的高层人选。一段时间内，重新启用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派”，并让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以此为稳定局势。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庆龄、邓小平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在1972年还有两件事对晚期接班人选择产生了影响，一是毛在2月21日突然休克，昏迷近半小时，主席的身体已然“溃败”；二是总理罹患癌症得到确诊，老一辈领导人如朱德、董必武等已垂垂老矣，选拔接班人的时间不多了。
当时，毛的人事新局是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开展，以“老干部派”为主，经济、冤假错案的平反及协助外交工作；江青等人主持思想战线的，继续阶级斗争；还有就是“文革”中选拔的地方中青年干部，是1938年后担任基层领导工作，“文革”初已出任省委书记职务的“稳健派”，这是毛以制衡“文革派”、“老干部派”的“第三种力量”，代表人物是前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书记纪登奎、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及安徽省委书记（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以及辽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
“第三种力量”的选拔，是毛培养接班人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林彪副统帅地位已然确立的状态下，毛仍对这批地方调任的领导人以特殊的信任，在肃清林彪集团时，他们成为毛依赖力量之一。当1971年8月中至9月初，毛巡视南方到达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时，特地在湖南召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还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华国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广西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通报与林彪的分歧，“吹吹风”，明确提出要对林彪警惕，并由华单独向周汇报，毛的提前警告使湖南省委及广东等省避免过深涉及林彪集团的活动，这实际上也为以往长久盛传的所谓林彪先逃广东、另立中央的计划提供了侧证。
时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9月12日下午1时许，被毛特地通知到北京南郊丰台车站，毛破例在此停车，向他们详细讲解与林彪集团的政治斗争，并明确告知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只是初步，还有“黑手”。会见后，毛还单独交代李德生，调38军1个师到南口；随之，在九一三中，李德生为周恩来直接指派到空军指挥室，代周坐镇指挥；吴德在于9月13日凌晨3时许赶到人民大会堂，由周亲自下令北京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吴德、吴忠负责卫戍区执行。
对于九一三的处理，毛对后来委以重任的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如时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王洪文，在毛泽东巡视到杭州时，为毛泽东特地找来谈话。毛对王关于庐山会议的评论、关于陈伯达“六号简报”的批判，显然是满意的，并要王请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吃饭喝酒；对九一三处置的参与也是这些人得到重用的重要政治资本，他们也基本成为了中央审查林彪——陈伯达集团专案组的成员。
对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清理，使中央权力层出现真空，也必然使曾经遭到批判的一批“老干部”得到平反、“解放”，特别是一度确立的林彪接班人权力布局被打破，这就需要重新部署、安排新的接班人格局。对于新的高层权力安排，毛确立了几条原则：
（1）认同、接受、贯彻文革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毛对政治态度的考量既有对其历史的一贯态度的认识，也要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此，就是对周恩来工作的基本态度。
九一三后，毛一度委托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工作，周在1972——1973年的“纠左”，包括解放“老干部”、经济、文教与外交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复，这种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恢复工作实为行政权力行使的惯性与必须，但为江青集团所不容。
周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基本职能完成必须的领导行为，为毛限制性的认可或基本否决，毛以周作为判断对“文革”态度的标尺，考察、划分“左派”还是“右派”的标准；也是毛对其他人主持中央工作的一种警告，不能偏离毛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所以，对周工作的限制性态度是毛考量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在1972——1974年周主持工作的中国政坛，出现了两道泾渭分明的现象：一边是周对国家政治秩序的恢复，一边是针对周政治运动的展开，所以才出现了批林批孔运动，“三箭其发”与“放火烧荒”，反击右倾复辟回潮运动。
（2）老中青的结合。鉴于他及其为核心的老一代领导人普遍的年迈多病、力不从心，毛此时选择接班人时加强了对年龄、身体的要求。在初步确定年轻的40岁的王洪文进入权力核心层后，毛也期望培养中年阶层对王等的支持。当时，在毛认可的领导人中，周确患癌症不治之症，朱德、康生、董必武都是年迈、多病，已长期处于修养状态；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则属于介于39岁至60岁的中年，这些在“文革”期间从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大都兼任省军区或大军区领导人）任上调到北京的“地方大员”，毛更多的需要是他们的行政经验或从政阅历，其人脉体系显然不如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
所谓“老中青的三结合”，表面看是年龄层次的考量，实际是对“左中右”三股力量的平衡、驾驭。在新的权力布局中，“老干部派”以周主持的政府人员为主，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江青集团攻击的重点对象之一，1974年发生的“放火烧荒”与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即是针对叶；江青集团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和后来选拔的王洪文，因为他们都从上海起家或者与上海有密切关联，被毛界定为“上海帮”，还有在1973年“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阶层或能接近主席的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他们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控制意识形态、思想宣传领域，是斗争的“发源地”，也是最为毛泽东“放心”的阶级斗争战场。毛虽然委重任于“江派”，但对于他们的政治领导能力尤其是人事控制能力很不“放心”，对他们与周为首的“务实派”之间的矛盾、分歧和冲突也使心知肚明，毛可以容许他们对周的批判，但不允许打倒；可以容许周对左的批评，但不允许批驳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与土壤——文革思想与权力体系。在这二者之外，毛即寄期望于“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是由毛一手选择的，对“文革”政治并无太大的恶感，但对于江青等的过左政策、过于跋扈的个性及唯我独革的用人标准多有烦言，与江等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对周等基于历史的情感，虽然碍于毛的左右可能会批评周，但善意情感的累积仍使他们从情理上偏向周，而且长期地方工作经验使他们乐于接受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健做法，毛希望由他们调和政治局与权力高层左右冲突的努力，但是这在百年之后的政治变局中显然超越了他的想象。毛对于“第三种力量”个人能力并不是多么看好，接班人华，毛也是“厚道人”、“不蠢”等相当中庸的评价，这时候，毛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收拾乱局，且将已显混乱的文革局面稳定下来，这就是他一直在思考、犹豫的邓。
（3）能力。毛泽东选择接班人，当然注重他们的能力，以前的刘、林包括邓个人能力，都经过历史的检验，也得到党内一致的认可，对他们的能力很少出现不同的声音，但在九一三后，再选择接班人，能力的要求却成为难以达标的缺憾之一。
关于接班人的能力，毛认为应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具体体现在驾驭全局的能力，能够较为全面的、灵活自如地处理党内纠纷，在左中右派别冲突中超然地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全面的政治领导力，包括行政决策能力、军事指挥能力、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决策能力；洞察力，较强把握时局、理解毛意图的能力和对国内国际大势的预测能力，在这些方面，毛首先选择的王洪文显然不孚其望，就是后继的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也使差强人意；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包括后来的毛远新在党内的资历和个人声望，都是不堪大任。因此，在选择王洪文、华国锋、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后，毛不得已还是“请出”了邓。
与前述毛泽东考察的领导人相比，邓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
（1）政治思想强。虽然对于毛的文革事业有诸多疑虑，但邓还是企望主动地跟上领袖步伐，尽力领会其“革命”意图，尽可能地按照毛的指导思想进行，即“老革命碰到新问题”。邓对毛要进行的“反修防修”事业并无成见，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革命军队控制国家政权及社会秩序的做法也是赞同的，而毛在晚年始终将“反修防修”视为“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毕生从事的志业，邓只是对文革的方式有保留意见，尤其是对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邓与毛的思想有距离，邓强调经济秩序的恢复，这种恢复从本质上也并没有脱离毛倡导的计划经济轨道，但毛强调阶级斗争优先或者笼盖一切、其他就是“唯生产力论”，其区别仅在如此。对此，毛也是清楚的。所以，毛在引介邓再次入主政治局时，一再提到邓的坚定反修立场，如在邓“出山“前的一个关键批示中（即1972年8月14日毛对邓3日的来信批示）说，邓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并认为这是邓建国后最重要的“好事”之一。
（2）人才难得。毛对邓的治国能力从无怀疑，在1956年“八大”前夕介绍邓之时，即将邓与自己比拟，说他这点象我，并极力向中央代表推荐，不遗余力，这在毛的领袖经历中，非常罕见。邓在主政中央书记处的10年间，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之一，邓的工作毛大体上是满意的，所以在1974年底毛在确定由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再次说邓是“人才难得”。
毛说邓“人才难得”，是指多方面的能力：
①有驾御各方面（毛称为“派”、“山头”）的领导能力，比较公道；
②有军事指挥能力，能够打仗，这是第三种力量特别是“江派”最为欠缺的，而毛此时对国际局势的判断相当严峻，时刻提醒要准备打仗，两相权衡，轻重立判；
③有外交决策能力，能够妥善领会、发展毛的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战略理论，即联合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与“江派”的一味斗争、“唯我独革”主张有别，也与周担心苏联压迫过甚、主张缓和与美国关系的“务实”思想有差异，所以毛对邓的外交能力一直寄予厚望，即使在1976年邓再次下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仍让邓专管外事；
④有领导经济的能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面对“文革”的乱摊子，需要高屋建瓴的决策能力、大刀阔斧的决断能力、破釜沉舟的大无畏魄力。邓在1975年取得毛的支持后主持的整顿，综合体现了这种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经济秩序的能力，即以整顿积怨甚深、派系林立入手，强制解散派系，逮捕派性头目，以点带面，立竿见影，促成整顿工作的顺利展开，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军队的整顿莫不如是；
⑤团结各方面，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老干部的尊重及对过左政策的调整。九一三后，对知识分子、老干部的“解放”、松绑势在必然，所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领导者必备的前瞻意识，邓以逆“文革”潮流的胆略、甚至超越毛能够容忍的限度，在文艺政策的调整、干部解放和一定程度冤假错案的平反上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认同和支持，获得了基层民众对其领导的合法性基础，这既是后来邓再起的民意积淀，也是邓领导能力的体现，“江派”从根本意识上是反“缓和”、“调整”政策的，而“第三种力量”则囿于定规难于突破；
⑥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经过九一三后，一般民众尤其是高层干部对“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有较深切的感受，对“文革”遭难的“老干部”普遍有较深切的同情，邓再起回到权力中心地带，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同。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对邓“出山”持积极态度，“第三种力量”对邓也无恶感，此前对邓多有批判的谢富治已经离世，与江青为首的“江派”开始尚能共事，应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理想人选。毛对江青最大的不满就是不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蛮横跋扈。
（3）邓的身体因素。邓尽管此时已年近70，属于毛所说的老年，但邓身体健康却是党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文革中由于毛的妥善保护没有受到运动的肉体摧残，在邓即将“解放”的前夕，邓表示，自己身体非常健康，可以再干20年。而且，邓小平表示愿意改正以前的“错误”，对毛的批评表示接受，在江西“重游”过程中的系列谈话，表明了邓对毛泽东的忠诚，显然这是令毛格外关注而满意的。于是，1972年8月14日，毛正式在邓揭批林彪的来信上作出批示，解放了邓。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正式复出。当日，周恩来正式向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3月29日，毛在住处接见邓，提出并由政治局当场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重要政策问题，由此，邓正式恢复在国务院的副总理工作。
注释
在“十大”的接班人群体中，李德生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锡联进入政治局，这就是毛安排的“第三种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比较“九大”，增加2人达9人。在常委会中，除毛外，“老干部派”有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朱、董身体欠佳，仅具象征意义；另一常委康生（亦为中央副主席）自十大后即称病不出；属于江青集团的则有王洪文、张春桥（常委）及江青、姚文元（政治局委员）。这种一边四个不偏不倚的人事平衡，实际上是加强了江青集团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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