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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节选自《中国知青梦：揭秘知青大返城内幕》（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邓贤
【作者简介】
邓贤，1953年生于四川广元，祖籍湖北武汉，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七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邓贤文集》多卷及《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等。
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和心情舒畅。
对他来说，四十三岁的人生道路仿佛从现在才刚刚开始，一切有如行云流水，日上中天，连小鸟的歌唱都仿佛是一曲悦耳的颂歌。世界对他来说好比一盘玩具，他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
如果说蒋小山前半生的行伍生涯是一部磕磕绊绊的个人奋斗史，那么自从他被任命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教导员时，他感到他的个人命运终于出现重大转机。
蒋小山，山东沂蒙人，文化程度相当于初小（扫盲班毕业），一九四七年入伍。曾多次立功，也犯过大错（调戏妇女），因此职务始终在连级与副营之间徘徊。直到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蒋小山才被任命为独立一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
独立营是副团级单位，下辖十几个连队，有知识青年两千余人。独立一营远离上级机关，自成一方，教导员是一把手，山高皇帝远，百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谁敢不乖乖服从呢？
“老子窝囊了二十年，×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蒋小山常常这样对部下说。
事实上这话的确不假。在独立一营，教导员既然握有全营知识青年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为什么不把二十年没能享受的权力滋味好好从头品尝一番呢?
二连有个北京知青毕某，以能言善辩和顶撞领导著称。一次蒋小山下连队视察，刚好碰上这个知青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蒋小山赞许地听知青说完，然后狠狠赏了知青脸上一鞭子，吩咐连干部：“把他给我吊起来，饿三天！看他还敢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不？！”
蒋小山任职期间，先后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其中数人致残。
独立一营有女知青七百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其中多数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这个年纪正好同教导员蒋小山的小女儿差不多。
如果说在多数男知青眼中，蒋小山的形象不亚于罗马暴君，那么在众多未谙人世的女知青面前，教导员则扮演另一种类似慈父般的长者和保护人的角色。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得不到解决，有什么委屈无法申诉，那么你便可以去营部找教导员。教导员办公室和寝室房门随时对你敞开。如果你希望调换工作或者换一个条件稍好的连队，教导员也能为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进行某种交换。
到后来，有少数女知青为了上大学、病退或者照顾家庭回城这样的大事去求助于教导员，同样获得意外成功。但是她们都因此付出代价。
送上门来的猎物并不能使蒋小山完全满足。这些女知青太幼稚，太软弱，她们在他面前简直就像虎掌下瑟瑟发抖的兔子。他不仅轻而易举强奸她们的肉体，同时还肆无忌惮地蹂躏她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可是她们却只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蒋小山的兽欲在膨胀之后加倍渴望得到暴力征服的刺激和快感。“小燕子”，北京知青，独立一营女子篮球队中锋。燕子不仅模样标致，性格爽快泼辣，敢打敢冲，并且身材颀长，出落得极为窈窕健美，朝气蓬勃，是营里公认的“美人”之一。
如果换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的命运也许不止是一名普通知识青年而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极端漠视个人意愿的时代，因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挑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每逢女篮比赛，蒋教导员总是悄悄地坐在场外督阵，而他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总是随着燕子富有弹性的身体转来转去。
一九七一年，整党建党告一段落，独立营决定在知青中发展首批党员。对每一个渴望通过正当途径脱离边疆的知青来说，入党不啻就是美好前途的代名词，因此人人写申请书都很踊跃。不久燕子接到通知，到营部接受组织谈话。时间是晚上，地点在党委办公室，谈话人蒋教导员。
谈话只进行了短短几分钟。“现在要看你的态度了。”教导员不耐烦地说。
“我……党叫干啥就干啥。”女知青受到命运转机和幸福的巨大撞击，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好！今晚上你要陪老子睡觉！”蒋小山“啪”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边解纽扣边说：“要入党就得好好听老子话！老子就是组织……”
接下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女知青凭着本能而不是精神优势拼死反抗，并且大声呼救。蒋小山兽性大发，他抓起手枪砸昏燕子，然后在办公室地板上强奸了她。
“把她给我弄到卫生所去。告诉他们单间护理。”蒋小山边扣裤带边对警卫员吩咐。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意志，这个世界上的事由他说了算。蒋小山信心百倍地走出办公室，他感到了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由衷的自豪。
此后，蒋小山多次在卫生所的病房里强奸燕子。仅仅一个月，燕子脸上瘦了一圈，眼角起了细密的皱纹，十九岁的少女，仿佛一下子变成老太婆。
一九七二年，燕子被首批推荐上大学。推荐表格中填满了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赞誉之辞，其中多次出现“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党安排”的评语。听说燕子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八六年去了美国。至今独身。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波斯人信札》）从本质上说，蒋小山并不是坏人，或者说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吃过苦，又扛过抢，打过仗，并且有过负伤立功的光荣经历。但是蒋小山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产生革命思想，他们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封建权力可以易主，却不会改变性质。
换一种角度讲，如果蒋小山们仅仅是个农民，以种好责任田为己任，那么他也许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农民。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知识青年甚至缺少起码的法律和人身保护，因此农民出身的蒋小山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
一九七三年，一个小名叫桃子的上海女知青两次投河自杀未遂，真情披露，全营大哗。许多知青纷纷上书兵团各级组织，揭发控告蒋小山的累累罪行。某上级领导轻描淡写说：“就是那个小山子吗？我早就知道他有那么个毛病。作风问题嘛，告诉他，今后生活上检点些就是了。”
还有某领导在知青揭发信上批示：“作风问题，总不是单方面的事。我看男方有六分错，女方四分错差不多。”……蒋小山安然无恙。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到一九七三年，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强奸女知青达二十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上百人。
同骄横跋扈的土皇帝蒋小山相比，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又是另外一种类型。
张国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原在沈阳军区某部“雷锋团”任排长。该部队赴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给当地建设兵团留下一批骨干，张国良就是骨干之一并由此擢升连长。
张国良是城市兵，初中文化，从感情上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张连长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军容风纪和个人卫生，平时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一丝不乱，衬衣领子一尘不染。他随身带着小镜子和小梳子，哪怕上山劳动也决不肯邋里邋遢，这就给那些爱清洁的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讲文明的好印象。
注重个人卫生决不意味着惧怕劳动。相反，在一些关键性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大开荒，大会战，拦河筑坝，等等，张连长常常以身作则，带领知识青年卷起袖子大干。这种身先士卒和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时兵团的现役军人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张连长还善于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他特别擅长个别谈心，不仅同女知青谈，也同男知青谈，和风细雨，深入人心，使受教育的知青都很感动，连长窗口的灯光也因此常常亮到深夜。这个连队的生产指标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连队也被评为“再教育”先进单位。
师、团领导提起张国良，都免不了要竖起拇指夸奖：“这个小张，硬是真有两下子。”
如果领导的眼光没有弄错的话，张国良的确“真有两下子”。
我们很难断定张国良连长身上是否具有某种两面性，抑或说某种复杂性更为恰当。因为他确实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包括大刀阔斧指挥生产，一心扑在工作上，跳下激流救人，等等。但是他决不是个英雄。因为英雄的产生决不仅仅取决于愿望，更取决于时代本身。
当时代把他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个人权力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的时候，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么?
张国良开始利用职权侵犯没有反抗能力的女知青，以满足自己的性欲。
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动物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欲望。
一九七一年，张国良借谈心之机强奸了第一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声张。此后张国良胆子愈发大起来，频频得手。
据材料揭发，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以至于后来才有李先念副总理指出的那样：女知青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据美国《读者文摘》报道，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姑娘不幸被三名白人青年轮奸。珍妮特为了替自己伸张正义，将自已的遭遇陈述街头达数月之久，终于激起新闻界和市民的义愤，三名歹徒受到法律制裁。
此事发生于一九七五年，中国《读者文摘》一九八八年转载。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我们知青姐妹的表现则相当令人失望。
该连数十名遭受凌辱强奸的女知青，竟然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
如果说她们先前的缄默和忍辱负重是对连长权势和种种社会压力利害得失有所顾忌，那么直到张国良罪行败露，上级工作组进驻调查，她们中许多人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
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更大的伤害来自社会。来自植根于我们古老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
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姑娘，不管这个姑娘多么清白无辜，但是她立刻如同一堆被人扔掉的破砖头一样一钱不值。
如果你要保持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你就必须紧紧闭上你的嘴巴，把你的贞操同你的秘密一同供奉在至高无上的道德神龛上。
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姐妹乃至我们古老的民族为什么始终生存得如此艰难沉重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
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张国良终于栽了跟头，他栽在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北京女知青手中。女知青是黑帮子女，先前家庭落难，子女出来当知青，个个忍辱负重，夹着尾巴做人。林彪爆炸后父亲复出，子女旋即调离兵团、农村远走高飞。女知青临行前将一份厚厚的揭发材料留在了昆明军区。
几经周折，后来直到李先念副总理亲自点了名，张国良才身败名裂。
邪恶终于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对于多数暗藏的受害者来说，这个结局最终使她们圆满完成伸张正义和保全名声的两难选择，人人皆大欢喜，从此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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